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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鑫上市背后:股权财政时代,中国城市间分化只会更剧烈

长鑫上市背后:股权财政时代,中国城市间分化只会更剧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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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7 月 27 日,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
收盘大涨 465.82%,总市值 3.28 万亿,登顶 A 股股王
合肥国资通过清辉集电、长鑫集成等多个主体合计持股 36.79%,上市首日账面市值约 1.08 万亿,浮盈超万亿 —— 相当于合肥 2025 年全年 GDP 的七成
一夜之间,“合肥模式” 刷屏全网

同一周,杭州奥体,望天际开盘
66 套房源,33.6 亿销售额,3 小时售罄,顶跃单价 24.39 万 /㎡,总价 1.52 亿,刷新杭州高层住宅单价、总价双纪录
验资门槛 8000 万,买家平均年龄 39 岁,41% 是实体企业与上市公司掌舵人
与此同时,另一条新闻,和长鑫的热闹比起来,倒是显得有点讽刺:
7 月 21 日,深铁集团再向万科提供 5.19 亿股东借款
自 2017 年入主至今,深铁所持股权账面市值从 664 亿缩水至 166 亿,浮亏近 500 亿;仅 2025 年全年借款就达 307.96 亿,2026 年至今再借 45.28 亿,两年累计输血超 353 亿
三条新闻,三种截然不同的走向,背后是同一条底层逻辑:
产业,正在以超出想象的速度,重估每一座城市的资产价格
上一个时代,所有人都信奉 “地段、地段、还是地段”
现在,游戏规则已经换了,产业才是天花板
而产业的背后,是一场全国性的大迁徙:

从土地财政,转向股权财政

这场迁徙的终点,是城市之间更残酷的 K 型分化
值钱的不是江景,是这批人
杭州的滨江望天际的开盘数据,在顶豪市场掀起了不小的波澜
舆论的讨论大多绕不开产品、江景、地段这类老生常谈的说辞
这一次,更多人开始注意到了一个数字:39

望天际买家平均 39 岁,比十年前杭州顶豪买家年轻了近十岁

这个数字,比房价本身更有分量

十年前,杭州豪宅的主力买家,是传统制造、商贸、建筑行业的 “老钱”

打拼二三十年才攒下身家,买房讲究排场、看重身份符号

金碧辉煌的大堂、满墙的进口石材,是那个时代的标配

今天 39 岁的这批买家,底色已经彻底换了

数字经济创始人、新能源产业链老板、生物医药领军者、跨境电商新贵

财富积累周期比上一代人短得多,审美也从 “炫耀式奢华”,转向了 “克制式考究”

这不是偶然的人群更替,而是杭州产业三轮迭代的必然结果:
第一轮,是民营制造业与商贸业兴起,攒下了浙江民间财富的底子,对应老钱主导的豪宅时代;
第二轮,是数字经济爆发,阿里系生态批量催生新富,顶豪价格随之迈上台阶;
第三轮正在发生,新能源、生命健康、硬科技、高端制造正在成为新的造富引擎,继续托举豪宅市场的天花板

每一轮产业升级,都会批量造出新的财富阶层

每一批新钱入场,都会重新定义城市豪宅的价格与标准

反过来也成立:

如果一座城市的顶豪买家平均年龄越来越大,只能说明它的产业已经很久没有造出新财富了,全靠老钱在市场里左手倒右手,那这个城市的想象空间也就没了

从来不是开发商定义了顶豪。是买顶豪的人,定义了顶豪的样子

而买顶豪的人,是城市的产业定义的

是产业聚集了人和财富,才让脚下的土地变得金贵

这个规律,不止适用于千万级顶豪。所有价位的房子,底层逻辑完全统一:

· 顶豪的价格上限,由头部产业的创始人、高管财富总量决定

· 改善房的中坚价格,由中产行业的白领、管理层收入水平决定

· 刚需房的底盘价格,由基础产业的普通就业者薪资水平决定

产业对城市的影响,远不止房价。尤其是现在,地方财政正从土地财政转向新模式

这影响的不是房价涨多涨少,而是城市的生死

土地财政落幕:从“抢人”转向“抢产业”
几组硬数据,足以证明旧时代的终结:
· 2021年,全国土地出让金达到峰值8.71万亿元
· 2025年,全国土地出让收入降至41518亿元,同比下降14.7%,较峰值降幅达52.3%,接近腰斩
· 2026年上半年,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仅9778亿元,下滑趋势仍在延续

另一边,地方债务压力高企:
2024 年末,地方显性法定债务 47 万亿,狭义隐性债务 10.5 万亿。每年利息支出高达 1.8 万亿,超过全年国防预算
中央划了红线:2028 年底前,除棚改长期债务外,存量隐性债务必须基本化解

土地财政,已然撞碎了南墙

过去二十年,土地财政能席卷全国,核心是土地的属性:天然垄断+普适+随通胀升值

征地、平整、挂牌,只要城市化往前推,从一线到十八线县城,都能靠卖地分一杯羹

所以,在土地财政时代,城市竞争的核心是抢人

土地的终点是房子,房子的重点是有人来买

人口净流入的城市,地价房价同步上涨;人口流出的城市,市场逐步冷清

这个逻辑简单粗暴,但普适——所有城市都能吃到城市化红利,差距只是涨多涨少的差别

现在,土地财政熄火,各地开始一窝蜂押注股权财政,将其视作救命稻草。从前的地方政府是坐地收租的大地主,如今摇身一变,成了押注科技产业的风险投资人

但股权和土地的资产属性,有着本质区别:

· 土地是普适的,不论大小城市,都能弄出来土地,而且天然就掌握在ZF手里
· 股权是头部集中的,行业九死一生,赢家通吃,马太效应让输家血本无归
这直接决定了,股权财政时代的城市竞争,从抢人升级为抢产业——产业之间的差距,远远比买房人口之间的差距大
一个能诞生长鑫科技的城市,和一个只剩低端产业的城市,财政实力的差距不是两三倍,而是“差几个0”的差别

城市之间的分化烈度,正在被指数级放大

股权财政的K型分化

合肥凭长鑫一战成名,被捧为 “最强风投之城”。但合肥的成功,不是一次赌运气的押注,而是近二十年产业链投资的必然结果

2016年,长鑫存储一期项目总投资180亿元,合肥产投出资144亿元,占股80%。此后十年间,合肥国资体系通过多个平台持续加码,累计投入约248亿元,在企业长达十年的亏损周期里持续输血
长鑫不是孤例,而是合肥芯屏汽合产业版图的一块拼图:
· 2008年,合肥全年财政收入仅160亿元,却硬砸30亿元输血当时巨亏的京东方,最终带动面板产业集群落地,后续减持落袋百亿利润
· 2020年,向陷入困境的蔚来投资70亿元,带动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落地合肥
· 2025年,合肥新能源汽车产量达137.1万辆,位居全国城市前列;集成电路产业产值1514亿元,集聚了500多家集成电路重点企业
四大产业集群相互支撑、彼此赋能,形成了完整的产业生态——这才是合肥模式的真正内核,不是单次赌博的胜利,是长期主义的产业链思维的回报
除了合肥的重仓龙头模式,深圳和杭州走了另外两条路:

深圳是国内首个股权收益反超土地收入的一线城市,国资股权投资年化回报率突破 15%。更早的布局,更成熟的资本运作,让深圳率先完成了财政结构切换

杭州走的是 “耐心资本” 路线,主打早期培育、以投带引:

宇树科技就是最典型的样本

2018 年,创始人王兴兴带着计划书四处碰壁,公司账面只剩十几万,连自己的工资都停了。关键时刻,杭州国资的科创金融平台介入:3 天尽调,7 天放款,单笔 2000 万,直接把公司从生死线拉了回来

此后杭州两大千亿母基金连续跟投 4 轮,一路陪跑到科创板过会

杭州 “六小龙” 里,有四家在天使阶段就拿到了国资的真金白银

这种从萌芽期开始陪伴、用母基金分层培育的模式,看似慢,实则给城市攒下了最扎实的家底

但硬币的另一面,是绝大多数城市的投资困局:

目前 A 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1458 家,占全市场四分之一。但这些国资资产,早已撕裂成极端的 K 型曲线:

向上一撇:AI、半导体、高端制造,业绩股价双双起飞

向下一捺:地产、传统消费、老旧制造,估值持续探底

1400 余家国资主体里,不足两成踩中科创风口,剩下八成深陷下行泥潭

最典型的反面案例,是深铁入主万科

2017 年深铁入场时,万科股价在高位,账面市值约 664 亿,原本是稳赚不赔的优质资产。到 2026 年 7 月,股权市值缩水到 166 亿,浮亏近 500 亿

股权增值没指望,还要持续输血

仅 2025 年全年借款 307.96 亿,2026 年至今再借 45.28 亿,两年累计输血超 353 亿

曾经的现金奶牛,硬生生变成了财政包袱

更值得警惕的,是“企业经营风险的财政化

年营收 400 亿、估值 700 亿的追觅科技,曾因 200 万欠款被冻结股权,撕开了行业的遮羞布

创始人仅自掏两成本金,撬动了全国 20 多个城市合计 400 亿地方国资。拿着财政钱跨界造车、做手机、铺餐饮,拆出两百多个独立事业部。对内切断集团资金,逼迫新主体独立融资:盈利了,母公司并表收割估值;亏损了,独立破产,损失全由地方财政兜底

赤裸裸把企业经营风险,转嫁给了公共财政

类似的翻车案例,比比皆是:

· 江西宜春,没有任何汽车产业根基,砸20亿押注哪吒,配套厂房、十年免租、单车补贴全拉满,最终企业三年巨亏180多亿,国资近乎血本无归

· 武汉弘芯,号称百亿高端晶圆项目,最终资金链断裂,百亿财政投入打了水漂

· 成都格芯,计划投资超 100 亿美元建超级晶圆厂,土地、建厂、资金给足顶配,最终因技术路线分歧全面关停,厂房闲置多年,沉没成本惨重

这种极端分化,根源在三个地方:

第一,激励机制严重错配

地方官员要扛短期债务兑付压力,受任期考核约束。股权投资周期长、风险高,投中了是后任的成果,投砸了是自己的 “国有资产流失”,

权责不对等,容错机制缺位

要么怕担责,不敢投,要么怕落后,盲目投

第二,产业生态无法速成

高精尖产业要供应链、要高端人才、要资本生态,绝大多数三四线城市一样都没有。盲目下场,只会亏光本金

第三,资产本身就在 K 型分化

1400 余家国资上市企业,超六成扎堆地产、建筑、煤炭、传统化工、老旧制造。这些恰恰是三四线城市国资重仓的压舱石

还有个典型的例子是白酒

茅台、五粮液、泸州老窖,曾是地方财政最稳的现金奶——茅台股价高位时,贵州国资多次大额减持,套现数百亿化债补民生;五粮液是宜宾城投最重要的质押标的

但白酒赛道跟着地产一起见顶了

近三年平均跌幅超六成,海量股权质押濒临爆仓

更现实的问题是:

股权财政根本填不上土地财政的坑

2024 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总收入仅 8000 多亿,其中地方国资收入只有 4600 多亿。对比土地出让金从峰值跌落的四万亿缺口,完全是杯水车薪

所以股权财政注定只有少数一二线城市能玩,可复制性极低,放在全国层面看,不可能像当年的土地财政一样,成为所有城市的统一出路

合肥用十年,从没存在感的省会弱市,跃成长三角A股市值第二城——仅次于上海

A股 “合肥板块” 总市值突破4.8万亿。近十年常住人口年均净增约 20 万,是全国人口增量最多的城市之一

另一边,没有产业迭代能力的三四线城市,年轻人持续外流,国资资产缩水,土地财政熄火后找不到替代财源,债务压力一年比一年大

城市 K 型分化的本质是:产业的差距,被资本市场的估值差距放大,再被财政差距放大,最后落地成城市竞争力的差距

这是一个不断强化的正反馈循环:强者愈强,弱者愈弱

土地财政时代,房价分化是涨多涨少的快慢之差

现在的分化,正在变成涨还是跌的生死之别——头部城市靠产业形成良性循环,尾部城市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

城市的座次,正在被产业重新排序

普通人:钱、孩、人,至少一个去上升通道

回到房产本身

当城市 K 型分化加剧,岁月静好只会越来越奢侈

鹤岗那样的资源型城市,也曾有过高光时刻

但产业一衰退,财富一流出,再豪华的房子也找不到接盘的人——这样的事,未来会发生在更多城市身上

房子的价值,终究是人的价值。人的价值,终究要靠产业加持

对于二三四线还有选择权的家庭,K 型时代的生存法则很清晰:

钱、孩、人,至少有一个,要放到 K 型上升的城市

钱,要去K型上升的城市。房产配置的核心,不再是挑地段,是挑城市的产业造富能力。把家庭核心资产,放在产业强市的核心板块

人,要去K型上升的城市。产业的聚集效应决定了:就业机会永远在上升产业聚集的地方。事业发展、行业选择,最终都会落到城市选择上

孩子的未来,要借K型上升城市的溢出效应。股权财政时代,上升产业背后是地方财政,财政实力直接影响教育资源的分配。尤其是在出生人口持续减少的今天,这种差距会越拉越大

钱塘江的潮水不会自己升值,石库门也不会自己变贵

真正让土地值钱的,是写字楼里的企业员工,产业园里的创业者,实验室里的科学家,会议室里的投资者

在股权财政的浪潮里,选对城市的本质,是选对产业赛道,守住房产价值的本质,是守住一座城市持续向上的产业生命力

至于具体有哪些指标,可以用来判断城市的产业成色,干货内容,我们在星球里细聊,欢迎加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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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家庭的资产结构里,占比最高就是房子

为了做对决策,处置好房子,值得我们多投入一些成本,尤其是在战略方向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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